周总理为何不写诗?重大历史关头常多日不眠(

2019-07-04 作者:军事   |   浏览(60)

  在中国,每当提起周恩来这个光辉的名字,广大员和亿万人民都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敬意。从1928年至1930年,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组织部长,在向忠发只居“虚位”时实际成为党最主要的负责人。此后几十年内,周恩来又一直是党中央和新中国的“大管家”,其功绩丰碑永树,人格风范更是中外称颂。

  周恩来,字翔宇,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。祖籍浙江绍兴,据说与鲁迅(周树人)是本家。他的上一辈是“绍兴师爷”,到处为人管文案、当幕僚和处理杂物,很讲究待人接物之道,这种家庭环境对周恩来也留下了深刻烙印。

  少年周恩来随家南北漂泊,见识广博。他在淮阴读过私塾,12岁时又到沈阳上东关小学。1913年他15岁时,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。在当年中国封闭的社会环境中,如此走南闯北、见多识广的少年实为少有。

  1917年,19岁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,与当时多数想留学的中国青年一样,也东渡日本求学。不过他对当地的军国主义思潮极为反感,恰好又遇到日本工农反抗当局并遭的“米骚动”事件,在政治上产生了全新的追求。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,周恩来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,并阅读了幸德秋水等人所著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,最早接触到思潮,不过此时还没有确定最终的信仰。

  1919年春,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设大学部,便离开日本返回天津,入南开大学文科。在五四运动中,他是天津的主要领导之一,曾被捕入狱,在各界压力下不久被释放。周恩来出狱后,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,继续组织革命思想启蒙活动。当时天津官方要求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等“闹事”学生,校长张伯苓却视周恩来为最有前途的弟子,同校董严修一起帮助他赴欧洲留学。

  周恩来少年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美德教育,青年时又走向东洋和西欧,在那里看到了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并学习了革命思想。近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个矛盾的地位 为救亡需要驱除外来侵略势力于国门外,为自强又要引国外先进思想和技术入域中。周恩来的一生,恰恰是把这二者有机结合的典范。

  年轻时的周恩来才华出众,仪表堂堂。南开大学的创办者、曾在清末任侍郎(相当于副部长)的国内名流严修曾托人提亲,想以品貌双全的女儿相许。周恩来却说自己是穷学生,如果攀此高亲,日后人生道路就要受严家支配,因而婉拒。没有当成岳丈的严修只推荐了两个青年出国留学,其中一个就是周恩来,可见爱才之深。

 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在天津建立进步学生组织“觉悟社”时,结识了。1924年他从欧洲回国后,即同在广州结婚,作为终身伴侣始终不渝。当年在“觉悟社”内排号时,周恩来是5号,因此他后来取的化名就叫“伍豪”。

  一向讲究人情、重恩义的周恩来,对自己的恩师张伯苓始终不忘。抗日战争期间,南开校长张伯苓住在重庆,观点上倾向于蒋介石。周恩来去看他时,总念及当年恩义,并不忘师母当年在天津经常请他到家中吃小黄鱼。不过谈到政治时,张伯苓摆出师长的教训口气,并批评,二人发生了激烈争吵。张伯苓的家人担心,周恩来可能会因此生气而不来了,然而过不了多久,他又面带笑容地来访。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逝世,此刻周恩来因抗美援朝忙碌万分,累得总流鼻血,得知消息仍专程赶到张家吊唁。三年困难时期,张伯苓夫人缺少副食,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扣出50元(相当于月薪的八分之一,而且周恩来没有稿费)交天津市委统战部,为师母购买肉蛋,直至她去世为止,被张家人称为“这等于雪中送炭”。

  曾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:“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者?”回答是:“我更多的是中国人。”周恩来的品格向人证明,人的标准与中国传统的勤俭、谦恭、友爱等美德并不矛盾。这种品格风范,也反衬出那些走极端的极“左”狂热,恰恰是对真正的异化。

  1920年11月,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,接着曾去英国寻求入学,未成又返法。一天晚间,他在巴黎地铁上结识了一个亚洲人面孔且会说汉语的人,那就是越南籍法国创始人之一胡志明。据周恩来回忆,是这位“老大哥”向自己系统介绍了思想,胡志明后来几十年间也一直称周恩来为自己的“兄弟”。中越两国关系后来会那样演变,确实是这两位老一辈革命家想不到的。

  1921年末,在北京大学任助教时就参与了小组创建的张申府去法国任教,李大钊委托他在那里发展党组织。途中张申府介绍来自天津“觉悟社”的刘清扬入党(随后结成夫妇),二人到法国后,便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。1922年,周恩来又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,并在法国、德国学习考察。论起党的创始人,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,可是他本人出于谦虚却不这样讲,并在填表时把入党时间算做建立中共旅欧支部时的1922年。

  1924年5月,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,人张申府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。他向校党代表力荐周恩来。同年9月周恩来回国,接替张申府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(后为主任)。他根据法、俄革命经验,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许多全新的制度,成为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最早开拓者。作为蒋介石嫡系的早期黄埔生,也都属于周恩来的学生,后来见面还都以“周主任”、“周老师”相称并执弟子礼。

  在中国内,周恩来是军事工作的最早开拓者。他在黄埔军校时,便兼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,于1924年建立了领导的铁甲车队,1925年末筹建了叶挺独立团,并在广东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保卫工作。1926年末,周恩来奉调中央,到上海秘密组织工人武装并发动起义。在1927年夏天的紧要关头,周恩来担任了前委书记,组织中共能掌握的2万军队,8月1日于南昌起义,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民军队最早的创始人。

  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,周恩来在重病中被担架抬上小船漂到香港,后转上海。到沪后,周恩来领导重组了负责情报和保卫的中央特科。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,热衷于打打杀杀。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,亲自为特科规定了“三大任务一不许” “三大任务”是搞情报、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,“一不许”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。此后他还特别强调,党的地下工作不允许利用女色、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方式,主要靠政治信仰发展关系,从而为隐蔽战线的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。

 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,周恩来一直负责党的情侦工作和统战工作,作风和品格才华蜚声中外。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周恩来交往后,也称赞他为“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家”。1946年周恩来回延安后,作为副主席兼总参谋长,伴随转战陕北,并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。如今档案馆中留存的当时军委的指示电,基本上都是毛、周二人的笔迹。

  周恩来从国外留学归来后,到处都受到人们敬佩。1930年周恩来赴莫斯科时,斯大林因对向忠发等“工人领袖”失望,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,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。不过后来斯大林对周恩来一直称赞不已,在1949年夏天访苏时还说道:“你们有周恩来这么一个现成的总理,从哪里找这么一位好总理啊!”

  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,周恩来拥护的领导,此后自愿担任辅佐。全国解放后,“周副主席”的称呼改为“周总理”,在党内分管军事、外交,在政府内统筹全局,担子之重和事务之繁无人能比。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日理万机,尤其是在“文革”的动乱中独撑大局,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坚持工作至1975年最后卧床难起。如同他以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名言所自勉的那样,是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1976年1月去世时,亿万人闻哀乐而泪下,自发悼念隆重无比。

  周恩来甘当副手,不仅是出于谦逊,也是气质使然。他与在革命斗争和治国中的合作,是和而不同、差异互补的协力。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,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。熟悉二人性格的斯诺就评价说:“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,问题越复杂越好,而毛对此感到厌烦。”美国总统尼克松在《领袖们》一书中则有这样的总结:“如果没有,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;如果没有周恩来,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,只剩下一堆灰烬。”此话有些极而言之,不过看一下从创建、夺取政权到“文革”的漫长历程,人们也会感到,有诗人气质的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,的确是中国的大幸,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。

  周恩来逝世后,许多身边的同志认为他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。投身革命后,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经常多少天日夜不眠。顾顺章叛变后,为了安排上海中央的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的秘密住址,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,眼睛都熬红了。过去他从不抽烟,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,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。

  上世纪四十年代,在延安筹备“七大”时,周恩来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“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”。他自己却说:“不,我只是一头小毛驴。”

  新中国成立之初,周恩来又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。史称周公“一餐三吐哺,一沐三握发”,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。在1949年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,也引此典故说:“周公确有吐握之劳”。到了“文革”期间,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留法时的“老大哥”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,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,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,每天多睡两小时,得到的回答却是 “我做不到。”

 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,他曾说过:“我不能坐,一坐下就会睡着。”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,他又事必躬亲。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细胞已开始扩散,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,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18小时以上。

 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同周恩来身边的参谋雷英夫聊天时,曾问过一个问题:“毛主席经常写诗词,周总理为什么不写呢?”雷英夫说,他当年在总理身边工作时,也问过同样的问题。周恩来回答说,我每天的工作都严谨求实,诗词则需浪漫之气,实没有这种雅兴。

  不过查阅青年周恩来旧作,可看到他19岁赴日本留学行前,曾题“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”,并写过一首诗以言救国大志:

 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要职,一个月发给几百银元的工资,他除了留几十块钱维持生活,其余全部交党费。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,领导人中后起的小辈王明为保安全,花钱租下疗养院一层楼以防外人进入。老资格且功劳最大的周恩来和妻子、岳母三人只租一个小亭子间。前来联络的人看到他这样为党节省经费,都感动不已。

  解放后周总理所到之处,主管干部都知道他从不收礼,也无人敢送礼。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平房年久破旧,却以国家仍贫困为理由坚持不许装修。一次记者来采访时遇到下雨,看见秘书正拿旧脸盆在漏处接水,对一国总理竟住这样的地方感到真难以置信。

  周恩来是彻底的无产者,没有留下儿女,也没有留下遗骨,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应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。

  1975年1月13日,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。周恩来总理抱病在会上作了《政府工作报告》,重申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。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、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,粉碎了“”的组阁阴谋。新华/TAKEFOTO

周总理为何不写诗?重大历史关头常多日不眠(

军事推荐